日本的作法，會不會是台灣借鏡？

在2018年，本會研究員前往日本參訪，初步了解日本工業聚落新潟縣燕市以及三条市。日本過去耗費20年時間，慢慢處理好住工/農工混雜的狀況，會不會是台灣借鏡？

我們發現，日本在處理中小企業用地課題時，並不以單純的國家發展視角，作為產業用地佈局的規劃。早在1965年，日本在產業污染嚴重以及區域計畫法即將生效的背景下，日本經濟產業省（經濟部）及厚生省（環保署）共同成立「公害防止事業團」，由中央制訂環境規範的共同標準、提供環工技術支援及財務借貸機制，透過日本開發銀行的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協力，給予廠商低利貸款，而地方政府則提供平台，在前期耗費大量時間溝通協商，與在地居民、民間團體與鄉鎮市公所對談解決方，促使中小企業組成合作社或協會，讓廠商彼此揭露會計資料、資訊共享、彼此監督等。

投資環工設備以及公共設施、遷移至適合的工業聚落的高成本如何負擔？最好的方式是，中小企業共同組成協會或合作社，政府以長期低利方式提供良善貸款機制，企業協會共同攤提成本，共同遷移聚合，以防止工業污染。從1966年至1985年，日本花了20年協商合法廠商聚合，也促成後續日本循環經濟的發展基礎。

過去介紹日本這套制度時，政府往往以「日本人比較守法」否決我們的建議，但後來比對發現，無論是中國、泰國以及印尼，均以相似的協會模式，讓中小企業進入國家的治理體系，泰國是以泰國工業公社IEAT模式，而印尼則是在Desakota 這樣都市鄉村交界帶，利用正式與非正式的組織模式，進行治理及改善。

台灣農地違章工廠問題，除了有許多污染的大型企業刻意違規佔用農地，更有一大批完全靠著自己「打拼、違法」的中小企業，他們在資本、技術以及規模的不足情況下，並無法如同那些惡質在農地興建違章工廠的大企業，負擔就地合法的成本。

但是，台灣卻長期漠視產業發展環境是需要整體規劃，中央設計「用地合法企劃書」模糊合法與非法界線，地方亦缺乏實質輔導機制、對話平台，更須面對合法廠商與違法廠商的課題。

過去日本、泰國和印尼都是成功的經驗，#我們相信，只要有決心，台灣也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