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公開問課責，很難嗎？從中國「綠色採購」經驗看台灣總量管制政策

文/易俊宏（國立海科大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1/7，國內「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草案研商公聽會，正在高雄的蓮池會館舉行。高雄屏東地區的空氣品質是全台灣最需要改進的區域；就在公聽會舉辦的這一天，左營測站的PSI值（空氣污染指標）高達108（註一、註二），為南部民眾的健康敲響警鐘；但是政府如何善盡把關責任，也是每一位關注生活品質與健康的公民們在乎的問題。

年前（2014/12），中國環保人士方應君，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以下簡稱「綠盟」）之邀，來台分享他在中國進行空氣污染、水污染等長期追蹤、調查揭露的經驗。方應君是中國環保團體「綠色江南」的成員；提及他關注環境保護議題的起點，其實是從為人父的角度出發：因為不忍看到孩子受空氣污染之殃，開始讓監測數值公開化。一開始，原本只是訴求工廠遷移，但是他隨即發現，這種要求遷廠的訴求，只是將製造污染的工廠遷移他處，對整體環境而言，效應相當有限。

因此他以官方稽查資訊為主，開始建構一個「中國水污染地圖」資料庫，這就是「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註三） 的成立由來。中國有「世界工廠」之稱，特別是在經濟改革開放以後，各地方政府恣意招商引資之下，紛紛出現經濟過熱、環境污染的情況。方應君於是藉由IPE的成立，也進一步倡議「綠色選擇」，對世界各大品牌廠商進行訴求，希望能要求供應鏈，不能為了眼前的利潤、而犧牲環境永續。「綠色選擇」的倡議理念，在方應君的奔走串連之下，目前與其他各省、共計五十餘個中國本土的環保團體，組成「綠色選擇聯盟」。而重視形象的品旁商，諸如：品牌商蘋果電腦（Mac）、微軟（Microsoft）、松下電器（Panasonic）、統一、富士康… 等等，也都在網站上公開羅列、進行評比。

藉由IPE與「綠色選擇聯盟」的合作下，方應君指出，民眾可以更容易知道自己住家附近的工廠，哪一根煙囪、哪一個放流水口，到底排出了什麼東西。而IPE的網站中，也將既有的數值成為圖像，讓民眾更容易可以判讀，這些污染排放與管制標準間的差距；若有違法情勢，則民眾不但能藉由社群網絡（新浪微博、微信）之便，號召親朋好友，一方面向當地環保單位進行舉發、一方面也能要求向各廠，對自己的供應商進行約束管制。

環保團體如何積極介入環境污染管制、創造出利於己方的遊戲規則，這是台灣足以借鏡之處。IPE跟「綠色採購聯盟」會有如此成果，並非一蹴可幾；但這些非政府組織因為緊扣政府宣稱「資訊公開」、「公眾參與」的訴求，而有了此「博奕」的空間。因此，先回顧一下中國政府對環境議題的政策脈絡與背景：

「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1.5億畝，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200萬畝，合計約占中國耕地總面積的1/10以上。」

這是中國環境部長2006年的一段公開談話，藉此概略可知中國環境污染的狀況。而在中國的第十一個五年的國家計畫中（十一五），中央政府便以「宏觀調控」之名，除了清楚訂定污染減量和降低能耗目標以外，也陸續推出了許多目不暇給的政策。綠盟理事長賴偉傑舉例到：如「流域限批」政策，是針對一些污染嚴重的地方推出，在區域污染總量未有改善前，停止任何新的開發申請；「清潔生產法促進法」開始引導企業的生產規範以及可依循標準；同時還有「綠色信貸」，在傳統的企業經濟行為中納入環保關卡。而2008年開始實施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辦）」，揭櫫了一個號稱資訊透明與公眾參與的起點。姑且不論政策的落實程度如何，賴偉傑引述自己接觸訪談的內容，指出環保團體在中國的策略之一，就是「把政府的宣示性說法，賦予積極和進步意涵，並以協助落實之名，『弄假成真』」。

而推動「綠色採購」的經驗，也演示了環境污染資訊公開、與民眾消費選擇間的制衡關係。中國，不只是「世界工廠」、也是全球主要的市場，因此，在民眾獲取工廠排放資訊的門檻降低之後，這些資訊公開的成果，也轉成對品牌商施壓的基礎。「對這些品牌商而言，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他就不會下單給這有問題的供應商；而這些工廠為了爭取訂單，就會配合監測的標準。我們（環境品質研究中心）其實是站在協助的角度，藉由資訊公開，協助廠商能善盡社會責任。」方應君解釋道。在該網站中，甚至也依「溝通與跟進」、「合規性與整改行動」、「延伸綠色供應鏈」、「數據披露」、「責任回收」等項目，對百餘家廠商進行評比；台灣的統一集團與康師傅得分僅有5.5、而富士康的得分（39.5）也遠輸於韓國的三星（51.9），而目前IT產業中居冠的，則是蘋果電腦（68.4） （註四）。

在台灣，姑且不論市場壓力，能否對品牌商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至少在資訊揭露的基礎，只有在各地區有監測站、並沒有像中國這般，針對每一根煙囪、每一個放流水口這般的緻密監測。以大高雄而言，在這個以石化業、重工業為基礎的城市，只有11個空氣品質監測站（註五）；以楠梓為例，就算楠梓加工區中的工廠再多，整個區域也只有一個測站而已。回到本文開頭的案例，就算我們得知今日的左營測站的PSI值超標，除了提醒自己及家人「出門要戴口罩」之外，也無從課責起；換言之，即便知道區域性的空氣/ 水有嚴重污染以外，我們很難針對特定廠商要求改善。台灣政府常常囿於廠商以「商業機密」為由，未能如中國般，針對每根煙囪或每個放流水口進行檢測；而過往有重大污染案底的企業，也因為釋出的資料有限，民眾頂多只能知道因為哪條法令而被罰了多少錢、但是對於排放出的是什麼東西、有多少危險物質被排放出來，完全無從得知（註六）。而IPE的網站，不但揭露環境監測資料、也整理提供各家廠商，因為歷來污染排放所受到的罰款課責訊息、還有國家重點監管的區域。

回到台灣的汙染監控狀況中，就算有受罰廠商受到檢舉，也主要是排放量超過管制標準；但是當所有企業都「符合排放標準」的時候，也不代表環境或人體的承載量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眾多「符合標準」的工廠排放量累計起來，是有可能超出當地環境或民眾健康的負荷量；而IPE也有注意到這一點，因此在數據分析上，不只是從廠商排放的角度進行監測，網站中也針對各河水流域、各家工廠位置，進行明確的標示。

IPE製作有「誰在污染太湖流域」此一短片（註七），就是從環境觀點出發，藉由污染物的形態，針對周圍的特定廠商（富士康科技集團、鼎鑫电子）進一步要求說明。而本月初的「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草案研商公聽會，也是期待要從環境觀點出發、落實為民眾健康把關。但我們要追問的事情是，如果超出總量管制、要如何課責？而排放量的交易，會不會讓初衷美意大打折扣？特別是這個構想，其實早在1999年修訂《空氣污染防治法》時，就已提出，但在法案送審時，因為立院主張要「會同經濟部公告」，才因此延宕了15年。雖然目前踏出了第一步，後續相關的配套與資訊揭露，更值得民眾一同觀察。

在方應君的分享之後，賴偉傑指出，「中國『綠色選擇』的倡議中，引進了品牌廠商、供應鍊、企業社會責任等概念…這也預言了未來跨國的產業鏈、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衍生責任的戰略，將會是有多重意義的一環，當然包括區域甚至兩岸間」。反觀國內，其實也曾有過類似「綠色採購」的遊說施壓作為，就是2010年、洋華的公司的血汗勞工爭議。洋華主要是依靠手機大廠宏達電（HTC）的訂單為主，而在削價競爭的過程中，企業的獲利卻是建立在漠視勞動人權的過程中。當年有一群關心勞工議題的學生，舉出「你的高級手機，我的廉價勞力」訴求，要求HTC必須約束供應商，不能一味圖利、放任剝削，但HTC卻以「不干涉公司內部管理」，對此議題視若無睹、認為與己無關。

中國的「綠色採購」倡議經驗中，可見社會/ 政治制度、企業供應鏈整體的營利與品質、倡議團體，以及消費者的多贏局面；回到台灣的洋華工會中，卻只見倡議團體與企業的對立。中國經驗，因此讓台灣社會得以借鏡，我們其實還有行動空間，不只是單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還可以進一步推展到對社會制度面的思考。在中國，因為與政府抗衡的空間較有限，所以中國的環保團體，是從市場供應鏈下手著力；反觀台灣的環保運動，較少是針對個別廠商的施壓，大多是期待政府能善盡職責，例如在反對國光石化的開發案中，就成功推動了政府管制pm2.5（細懸浮微粒）。而目前，審議中的這份「空污總量管制」（草案），所訂定的基準值與相關細則，為了要平息業者的反彈，仍有相當大的商議空間。但至少在中國「綠色採購」的成功經驗上來看，台灣政府在污染資訊公開的過程，還有許多進步空間。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刊於「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Facebook專頁。

註一：依環保署的空氣品質監測標準，PSI值0-50為良好、50-100為普通；PSI值的計算為當日空氣中懸浮微粒(PM10)(粒徑10微米以下之細微粒)、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及臭氧(O3)濃度等數值，進行綜合計算。更多詳細資訊可上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查詢：http://taqm.epa.gov.tw/taqm/tw/b0201.aspx
註二：資料來源：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左營測站網頁，http://taqm.epa.gov.tw/taqm/tw/Psi/Yilan/Zuoying.aspx
註三：官方網站連結：http://www.ipe.org.cn/alliance/index.aspx
註四：參考網頁：http://www.ipe.org.cn/alliance/newssec.aspx ；檢索時間：2015/1/7
註五：全高雄的空氣監測站，總計有：美濃、橋頭、仁武、鳳山、大寮、林園、楠梓、左營、前金、前鎮、小港共十一個。
註六：可參見「環保署列管污染源資料查詢系統」：http://prtr.epa.gov.tw/
註七：Youtube線上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4zDrYAe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