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牛翻身・熔岩四起--311後的日本社會運動風潮

東日本大地震之後，街頭遊行成了日本的「日常風景」，請願或倡議等各種公民行動也顯得熱絡。雖然日本人都說，兩百年來，唯一能促使這個國家改變的，就是天災和外敵；然而，311之後的變化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畢竟在這個核電大國，社會運動已經沉寂30年有餘。

震災前反核電運動的輪廓與侷限
在美國艾森豪總統「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演說的影響下，日本在1954年首次編列核能預算，一路從依賴國外技術發展到擁有獨立建廠能力，至2011年，他們已成為擁有54座核電機組的核電大國。反對運動當然是有的，但為何無法構成有效的牽制作用呢？首先，運動缺乏政治機會與明確的政治代理人。自民黨的長期執政，限縮了在野力量介入政策制定的管道，且主要反對黨的共產黨和社民黨（前社會黨），對於核電的態度莫衷一是，其主張常依外在情勢而變動。

其次是「國策民營」。由民營電力公司站在第一線，國家在背後提供金錢、排除紛爭、意識灌輸等支援的核電推動方式，分散了反對力量的焦點。當反對者把矛頭指向中央時，總被以「此乃經過地方同意的結果」塘塞；反之，當矛頭對準電力公司時，又得到「我們也只是配合國家政策」的答案。亦即，直攻上位政策（對中央）與具體個案的控訴（對公司）無法合一，變得冤無頭債無主。

第三，電力公司的分區壟斷以及大眾傳媒過於細分，使得核電議題邊緣化，除了車諾堡事件等特定歷史時刻，核電的討論不易引起全國民眾的共鳴，總被輕忽為「地方的選擇」。

這些狀況使得日本的反核電運動被孤立在各個預定地周邊，難以達到全國性的串連。但在高木仁三郎等理工背景的知識份子的舉發下，核電的危險性被注意，且隨著實際運轉的例子增加，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實效也開始受質疑，電力公司不再那麼容易說服地方民眾。70年代初期，從正式跟地方政府提出興建計畫到完工運轉，平均只要9年；而到80年代初期則拉長為17年，於是既有電廠內的增設機組成為主流，而1980年浮出檯面的上關核電廠，則被稱為最後一個新設計畫，至今仍未正式施工。
   
東日本大地震的衝擊
新設電廠的停滯並未讓執政當局放棄，民主黨（現在的民進黨）政權於2010年還提出了2030年為止增設14個機組，讓核電佔總用電供應53%的政策目標。而就在這個當口，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

從311到隔年6月，日本的街頭行動如熔岩噴發般，據統計，至少出現了1000場以上，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福島核電廠的供電對象是東京，事故讓東京人不論是在道德或生活層面上都無法視而不見，這是東京為首的浪潮蔓延了全國各地的結果。第二，事故之初「不會馬上對健康產生影響」等避重就輕的政府發言，以及善後處理的緩慢，引發人們對體制的不滿；所謂的體制不是單指當時執政黨，它還更廣義地延伸到形塑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結構。

這波抗議行動的發起者或參加者，不論在年齡層或屬性上，都與以往有極大差別。2011年4月，一個二手商店聯合「組織」──素人之亂，以推特等網路社群，號召了1萬人走上街頭，參加者以40歲以下的「特立獨行」的年輕人居多，有別於「老反核」、「老左派」的刻板印象。由此即可看出，震災後這一波運動風潮超脫原來藩籬與框架的一面。同一時期，原本沒有專攻核電議題的環保團體GREEN PEACE日本分部，也在代代木公園號召了幾場遊行，吸引白領階級的家長帶著孩子參加。

在此期間，反對重啟核電廠的運動則意外地成為摳住各地聲浪的「桶箍」。2011年7月，菅直人總理表示定檢歲修後的機組，必須要通過新的管制標準才能重啟，但經產省大臣卻有不同意見，運動方意外地「發現」只要盯緊反對重啟動這條線，日本就可能快速地走向零核電社會。2012年5月，隨著泊核電廠進入歲修，日本正式進入50年來第一次沒有核電運轉的時刻，但一個月後，野田總理就以因應夏季用電高峰為由，急著破例重啟大飯核電廠三、四號機，此舉果然引起民眾大力反彈，首相官邸前接連好幾個禮拜五，都聚集了10萬人潮。

但這些較具對抗性的行動，只是讓社會運動的寒冬結束的一個面向。筆者所參與的研究調查之結果顯示，包括援助災區、重建、促進節能、住民投票、關心食安風險、輻射檢測等多樣的行動劇碼，降低了民眾進入核電問題討論的門檻，且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訴求營造出一種很多人質疑現狀的氛圍，幫助了擴大反核電的社會基礎。

總的來說，311之後的反核浪潮跳脫了左右的界線，連一向擁核的保守派與右派都開始以「維護我大好河山」為由，支持核電從日本撤退。而且它刺激了更多社會議題的討論以及行動，近年受矚目的學生反安保運動，其重要成員就是在每個禮拜五的首相官邸前行動中受到啟發的。
     
反核，還是進行式
然而，現在仍然很難看出具體的改變。民主黨放棄了極具野心的核電計畫，提出2039年為止達到非核家園的藍圖，但在救災不力的罵名以及單一選區的影響下，還是無能阻擋強調恢復經濟榮光的自民黨重回執政。2012年上任的安倍總理積極地要重啟各地的核電廠，這使得包括首相官邸前的抗議活動等，都漸漸把目標指向打倒安倍政權，反核運動的強度是增強了，倒是，把運動目標與特定政權瓦解畫上等號這件事，台灣有深刻的痛楚與經驗。

社運與政治如何連結？市民力量要如何才能保溫，延續香火？這些都是未來的挑戰，而被認為有助於再生能源發展的電力自由化、發送電分離能否奏效，抑或製造出新的特權？一切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