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4雜記—觀察與反省

2008年12月6日，搭乘了高碳排放的三班航機，共飛行一萬多公里，耗費了近24個小時，我們飛到了舉辦COP14/CMP4[1]會議的波蘭波茲南市，原本這個時節的波茲南，應該是大雪紛飛，積雪盈尺，但我們抵達時只領受到攝氏約4℃左右的低溫，一丁點雪都沒有。

能夠報名參與這次大會，是跟著高雄市政府組成的考察團，透過徐光蓉教授的介紹，用了一個國際NGO（HELIO）的名額才得成行。在沒有參加過COP的經驗下到了波茲南，我們像逛大觀園似的，摸索這個國際會議的空間、議程、周邊活動。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真正完全履約的附件一國家數量很少，尤其這波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各國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就業問題，已忙得焦頭爛額，有一個國家的代表就指出，金融危機已成為因應氣候變遷的一種障礙了。

2007年12月，在印尼通過的「峇里路線圖」（Bali Road Map），要求各國最晚要在2009年12月召開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及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國會議時做出結論，達成承接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後的全球抗暖化新協議。因此這次的波茲南會議，相當於是為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預擬減排共識，他們形容是「踏腳石」[2]。

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威脅猶如一個有時間表的末日進程，但是，全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仍然不願意實踐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所發展出的碳交易、CDM等機制，只是付出少許代價、迂迴的取得持續增加排放的「權利」，讓高排放國家、企業合法的繼續破壞地球，最大獲利者可能是全球少數碳交易公司，是否真的可以減少全球碳排總量令人質疑；另一方面，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則極力爭取碳排放發展權，不願加入減排行列，邏輯很簡單：你們已在享受高碳排放的果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最可憐的是那些氣候變遷下的犧牲者──低地島國、窮國（人），他們根本無法付出高昂的調適成本，只能卑微的向加害者──有錢的工業化國家呼籲移轉清潔發展的技術，以及援助調適的資金，後二者特別強調要根據財富及可能性，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把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以防止不可逆的氣候變化是目前很重要的共識，然而根據科學家計算出的碳預算的空間，即使先進國家確實履行減排承諾，但仍有高額的排放，所剩碳排放空間，不足以讓這些極貧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該如何確保處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民，可以透過基本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得到基本的生活福利呢？NGO組織──國際氣候行動網（CAN），在會場中展示了一張海報名為「氣候戰爭（Climate War）」，呈現了氣候變遷已成為當今赤裸裸的富國與窮國、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

大會的最後二天，富裕國家代表都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反覆針對減緩、調適、技術轉移、資金這四項議題，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和承擔責任的意願和策略，但由於該負責任的國家之間歧異甚大，導致這場在波蘭的波茲南召開的氣候會議，談了二個星期，只有決議將在明年啟動對抗暖化威脅的氣候調適基金，而其規模目前僅有約6,000萬美元，但是對於2012年的減排目標仍然沒有任何共識。有一位女性觀察員─NGO代表，忍不住質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誰能告訴我，到底還能不能生小孩？」。

COP上，富國盤算的是如何付出最少責任；跨國企業等利益團體則是見縫插針的尋找商機或減少衝擊；NGO則努力在周邊會議、展場、大會使盡各種方法施壓。在這樣的會議中，台灣有沒有角色呢？

這次的台灣代表團，團長是現任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簡又新董事長，成員包括了環保署溫減辦公室、外交部、經建會、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衛生署駐歐盟辦事處、農委會林務局、交通運研所、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台電、中油、中鋼、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等公私部門的代表數人；以及台大、清大、台科大、台北大學等校教授，還有承包行程的顧問公司。由這份加總近40人的名單可以看出，台灣官方團的產業界和經濟部門色彩非常濃厚。地方政府方面，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劉俊一副局長領隊，屏科大的林傑教授為副團長，含環保局、顧問公司、5位大學生、2位NGO代表及筆者共13人，台北縣政府也派出了2人與會。

上圖：綠色和平組織的義工正準備畫海報。(李根政攝)

民間團體這邊，除了我們參與了高雄市政府團，清大的學生則由李河清教授領隊，以環品會名義參與；徐光蓉教授、佳芬以法國團體HELIO名義參與，另外還有台達電基金會的張揚乾先生也與會。

我們在波茲南的第一夜，駐波蘭代表宴請了台灣去的團體；隔二天中午，環保署又請我們吃了中餐，固然有些許溫暖，但是卻少了實質的交流。環保署和工研院是在IETA租展場，這段期間，環保署發了4 份聲明稿，環保署對外宣傳的重點在於：1.重大產業開發案於環境影響評估時的減量抵換制度，希望建構一個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自願減量市場；2.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3.依據溫減法建立的自願減量市場交易機制。

台灣碳排放占了全球1％，意味著如果將來出現100萬的氣候難民，其中，有1萬人是台灣加害的。然而，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一直未被要求列入減量的國家，經濟官員可能暗自竊喜──因為台灣的排放量會被計算入中國而被國際忽略，我們可以靠10億中國人口分攤或稀釋責任，因此，台灣仍在擴張高污染的石化、鋼鐵業及燃煤電廠，在減排這項國際責任，台灣根本不想承認自己是個國家；但另一方面，政府卻一直想要在聯合國、衛生、貿易等國際組織爭取空間，強調是自主的政治實體。真像是個精神分裂的生意人。

在COP14的大會議上，一些國際NGO以觀察員的身分擁有發言權，但我們這個隱形國家的代表團，在大會場則完全是旁觀者。台灣的代表團，包括環保署以及官方邀請的學者專家一直都是以工研院（ITRI）所加入的國際碳排放交易協會（IETA）名義參與，諷刺的是，IETA是由29個跨國企業所組成，成員包括BP，SHELL等石油公司，據了解，工研院能資所是在環保署協助下申請加入該協會會員。

一個國家最高環保機關，竟加入由跨國石油公司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去參加氣候變遷會議，其角色實在是非常荒誕。也難怪，我們面對減碳問題，始終在清潔發展機制和碳交易等層次打轉，不願面對產業結構必須調整的課題。

我個人的觀察是，清潔發展機制或許可以提昇能源效率，改善污染，但很難減少資源耗用，就像油電混合車所省下的油，趕不上汽車數量成長的耗油；而碳交易只是讓工業化國家持續消耗地球資源的粉飾工具，在欠缺各國總量配額、人均配量的情況下，其成效和公平性令人質疑。

台灣是氣候災難的加害者之一，但我們的人口多半集中於西部沿海地區，所以也將是受害者。當全世界都在大談如何適應之際，我們在國土規劃、都市設計、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上的法令和政策，連基本的生存問題幾乎都交了白卷。我認為：國內除了討論溫室氣體減量外，應即刻籌劃適應的策略。在國際責任上，如果能改變現有對友邦的金援方向，導向減少毀林，協助當地發展再生能源，透過友邦在COP會議上發表成果，比起拿錢去收買友邦政要更有實質效益。

這次會後，我有個體會：面對氣候變遷這項可預見的全球大災難，環保運動其實是在為人類能否繼續生存而戰，我們應該以此層次設法喚起人民共鳴。

國際NGO組織在COP14上展現了相當的實力，綠色和平在場內有發言空間，在波茲南、華沙的場也有行動；國際氣候行動網（CAN）每天召開記者會，這些行動的背後，必有相當的事前準備與後勤支援，台灣的NGO目前還望塵莫及。

在返國的長程飛機上，腦中不斷翻騰一些基本命題和實踐想像：例如用什麼方法可以餵養60億以上的人口，而不損及生態系的存續？如何平等的提昇全體人類的福祉？台灣的NGO在氣候變遷上可以做出的貢獻是什麼？

上圖：NGO人士在梅克爾海報旁發送傳單。(李根政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