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委員的畢業感言

我們的制度保護開發業者不遺餘力，
但保障人民基本的環境權，則大開方便之門，
任由污染者、破壞者予取予求。

上圖：什麼樣的國家制度才能真正保護台灣這片脆落的土地？ (李根政攝)

今天是本屆環評委員任期的最後一次大會。會場外徐光蓉委員和已辭職的詹順貴律師，頭綁著紅色布條抗議「環評已死」，因為有些爭議性的大案子，例如台塑大煉鋼廠早在3月19日就已由專案小組做成進入二階環評的結論，但環保署遲遲未送入大會，理由是開發單位要求展延補件，繼而要求包括我在內的五位委員應迴避審查。「環評已死」這個評論在去年中科七星案時一模一樣，顯示環評制度每到重大開發案時，都會出現極大的衝突；會場內，我和文魯彬等幾位委員則在為幾個臨時提案，與環保署做最後的折衝。

這段期間，許多媒體朋友在問，二年下來的感想是什麼？有什麼收穫？以下是我的答案，就教各界朋友。

兩年來最大的收穫當然是了解環評這個制度如何運作，會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認識到環評制度如何被操弄。就如同就任五個月時我提出「環評是開發保證書？還是把關手？」的疑問一樣。

在這個制度中，開發者是佔絕對的優勢。顧問公司受雇於開發單位，目的是為了讓環評可以通過，因此避重就重、資料不實已成常態，而且主管的環保署也不以為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更是與其緊密結合，如果碰到重大開發案，行政院、總統都會跳下來排除障礙，而地方縣市、鄉鎮首長也是全力支持，只有少數個案會表達出強烈的反對意見（例如彰化縣政府反對台灣鋼聯擴廠、台北縣政府反對核一廠的乾式儲存槽等），簡而言之，政府部門對所有開發案幾乎都持贊成的態度，甚至積極主動的為其排除各種阻力。

而我們的「民意機關」，理論上，台灣民主制度的設計是希望透過里長、鄉民代表會、縣市議會、立法委員等代表民意，為民喉舌。但這些人大都與開發者站在同一陣線，即便有所參與，基本的知識、民主素養也都不足。

最悲哀的是為台灣環境把關的環保署，二年的審議過程，各主管空氣、水、廢棄物等業務的機關，從未真正站在環境保護的立場，積極參與環評審查，從事先預防的角度要求開發單位進行更嚴謹的考量，或提供委員決議之參考，全數以「依法行政」為防線，甚至只退不進，甚至連最基本的「空污總量」都可棄守，綜計處人員在開發期間不斷的提醒或干預委員，不要對業者提出對環境更友善的開發條件。

另一方面，開發案的受害者──直接的利害關係人、一般人民、環境的代言人─環保團體等，不僅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協助，還設下重重的參與障礙。環評書件在本屆委員積極爭取下，終於大部分得以公開，但是開會的時間、議程等仍欠缺主動公開的機制；開會的地點遠在「皇城」，對於台北以外的民眾而言，參與成本高昂；依法應舉辦的公開說明會、公聽會等，徒俱形式，即便找了不相干的三個人與會，環保署都認定有效，已完成程序，即便民眾參與了這些會議，開發單位通常報喜不報憂，只提就業、繁榮，不談污染破壞，或者以專業術語阻絕民眾了解開發內容的可能性。

地方民眾對於制度運作的機制，以及開發案本身的知識都明顯不足，環保團體透過關注環評案件，把環境運動從開發前的抗爭，提前到環評階段。但由於人力和資源有限，疲於奔命，除了「秀」以外，幾乎很難做出有力的反應，遑論平等的對話，在政府對於開發案欠缺最基本的程序正義下，難道要逼使環境運動只能走抗爭一途？

簡而言之，我們的制度保護開發業者不遺餘力，但保障人民基本的環境權，則大開方便之門，任由污染者、破壞者予取予求。環評制度的否決權只適用於少數不受政府關注的小個案，其要求開發單位對環境友善的條件，囿於環保署公務人員的自我設限，而影響力僅止於像取得綠建築標章、加嚴污染排放等。但若環評只是要求開發單位「依現行法規」辦理，那麼根本不需要設環評制度，我們要問，難道業者遵守環保法規，不是基本義務嗎？

環評的幕僚單位綜計處，理論上只是做程序審查，但隨時在防範委員做出逾越現行法規的環境友善條件，我無意全數抹滅這段期間政務官或公務人員的付出，但程序問題往往會影響實質問題。綜計處致力於維繫一個已經失去社會公義、不能為環境把關的制度，充其量，真的只是在幫助開發單位取得一張「開發保證書」，用以粉飾太平，讓人民以為環境已經受到保護了。

我常常在質問，環評法通過已13年，審理超過千個案件，但台灣環境有越來越好嗎？或者，真的有減緩污染、破壞的腳步嗎？答案是沒有。

參與環評的生命省思

 本屆環評案件中以電力業、石化、鋼鐵、交通為最大宗，也引發重大爭議，正是因為這些重大開案，致使行政院每每把環評委員當成絆腳石。然而，行政院卻沒有去反省，政府重大決策前，或在可行性評估階段，完全欠缺民眾參與、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的總體評估，待送到環評階段才有公聽會、說明會等程序，當然會引發重大爭議。

至於礦業則是長期被忽略的課題，水泥業每公頃的礦權費僅225元，相較於採礦的利益簡直不成比例，而造成的毀滅性環境破壞更是驚人，然幾無人關注，其他如蓄水、供水工程、遊樂、文教建設等案件也不少，環評案件越多，表示台灣所面對的各種環境壓力越大。但NGO組織的人力不足，而且快速消耗人才，多數專注於個案或末端問題，對於上位的政策、制度、政府資訊的掌握等有待加強，多年的運動經驗，反覆出現的問題都是民眾教育、組織實力不足，這些最基本的工作，太少人投入了。

在離開台北城之際，心中有種說不上來空虛和疲倦感。二年下來，出席百場以上的會議，難道所謂的「收穫」只是得到這些負面的真相嗎？

擔任環評委員，得以身歷其境了解環評制度的運作，對於後續民間運動應是寶貴的經驗，藉此也提昇對台灣環境問題的視野，讓自己得以觀照全局，這是我認為是最大的收穫。再者，擔任環評委員的確是我決定辭職，全心投入環保運動組織經營的催化因素，看到整個國家和企業所施加環境和弱勢人民的暴力，看到民間力量的薄弱，在反省自己生命的價值後，我學習捨棄現實生活的利益，選擇應走的道路。

感謝

我常自問，環保人士當環評委員，國家社會得到什麼？對於這部分，我想必須留給旁觀者去紀錄或評論。

這屆絆腳石委員任期屆滿，外界都很關心下一任委員的組成。然而，依據委員的遴選要點，遴選委員的組成共十人，包括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農委會及綜計處處長，外加由署長聘請的五位委員，此一遴選制度極易受到行政院和環保署行政操作或干預，下屆委員淪為橡皮圖章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個人的身分角色能夠參與本屆（第六屆）環評委員，不僅是空前，而且可能絕後，真的是一個特殊的因緣，我首先要感謝這個因緣。

再者，二年來能與文魯彬、郭鴻裕、詹順貴、徐光蓉、周晉澄等幾位委員共事，是非常棒的學習機會。特別要感謝的是在台北開會期間，文魯彬先生提供的辦公室資源，讓我們在環保署開會後還有一個歇息和討論案情的空間，另外，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的助理們，素姍、品賢、君婷、培杰、維翎、奐予、心怡、柏舟律師等，也提供許多審議上的協助。

至於高雄的助理淑文，是我最主要的助手。為了環評，她不時得加班幫忙看案件，處理繁瑣的環評公文，不過，淑文的努力沒有白費，短短兩年對環境問題的認知與行動，從一張白紙已蛻變為經驗豐富的環保團體專職。還有兼職人員岱瑾、義工雅雲等人，也提供了不少案件的實質協助，在此一併申謝。

在身心俱疲時，想到這些社會的助緣，滿心感恩，正是這種感恩的心念，覺得工作有價值，否則當這種環評委員實在太苦了。

2007/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