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共業」是怎麼造成？

在工商普查資料中，全台灣僅有近8萬間的違章工廠；但根據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運用工商普查資料、稅籍資料勾稽（具製造業稅籍無工廠登記證）以及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的資料，估算全台違章工廠數量在2016年有12萬5千間、2017年則有13萬間。

更為驚人的是，從稅籍資料估算，違章工廠數量自2006年開始討論《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後爆增。2010年至今，平均每年新增建違章工廠約5,500間，與政府所說「1970年代歷史共業」中每年新增800間相比，高出七倍。

這樣的數字告訴我們：違章工廠不是「歷史共業」而是現在進行式。現在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難辭其咎。


彰化縣鹿港鎮東昇段1227、1228地號，該地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2017年9月遭檢舉，2018年12月底開始搶蓋，2019年1月5日完工（圖2-2）（中台灣公民行動陣線提供）

「歷史共業」是怎麼造成？
1972年臺灣省主席謝東閔在小康計畫下，喊出「家庭即工廠」政策口號。隔年石油危機爆發（註：指始於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因當時中東的主要產油國發生戰爭，對許多國家禁運石油，造成國際油價劇烈上漲。），日商為降低成本，持續將製程外包、委外（美國對他出口總額限制，插乾股，貿易商壟斷單字，日本廠商的單子來抓中間的利潤）。1974年，政府開始的產品製程開始在加工區外的家庭、豬舍生產。即便1986年《區域計畫法》通過後，政府開始對全台所有土地進行分區編定，但因為違章工廠的生產方式一直有誘因，工廠仍不斷在農地上興建工廠。

以台北市為例，1979 年台北市市區有近 3,000 間違章工廠，市府在當年度的違章工廠座談會上，有約 200 家廠商向政府陳情，希望市政府在市郊開闢輕工業區輔導廠商進駐，並放寬工廠登記的資格限制。同年 3 月 1 日，台北市建設局就公告工廠放寬登記的資格與辦法，大約現有違章工廠的六分之一廠家符合資格，逐漸開始台北市的違章工廠合法化。同年 11 月，中央政府經濟部工業局和地方政府會商後，也決定放寬違章工廠的登記限制，並積極鼓勵各工廠合法化。

1985年，經濟部再度公告受理七大類違章工廠登記，直到了1986年6月6日，才不再接受任何補登記業務。

從過去政府政策的看向今日，台北市政府後續開闢內湖輕工業區，卻少有違規工廠廠商進駐而大量閒置，反而是遠雄建設公司蓋廠辦大樓，並與進駐廠辦大樓的廠商成立「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最後更是成為「活化」產業用地新典範，再進一步變更為「科技園區」。


新莊五股農地違章工廠（圖2-1）(吳其融攝)

原本的台北違章工廠卻沒有進入內湖輕工業區，因為這個以市地重劃闢建而成的工業區價格，讓他們無法負擔，於是在政府的「默許」下，業者選擇農地重劃的農地、臨近交流道的區域。像是台北市區到新北的新莊塭仔圳、樹林柑園，而對照桃園龜山一帶的工業區，皆是為收攏大台北違章工廠名義而興建，卻少有違章工廠業者進入。

違章工廠的歷史因素並不是1972年省主席謝東閔所說的「家庭即工廠」，而是1970年代，美國開始對日本金屬加工製造業進行進口限額限制的管制，於是日本將台灣的加工出口區視為國外生產基地，當時有將近65%的廠商來自日本。1974年，台灣政府開始放寬加工出口區的製程可以委託區外加工，於是30%-50%的產品製程開始在區外的家庭、違章工廠生產，加上政府無法壟斷金屬加工的技術並進行分配，又剛好遇到石油危機(1973-1974)，所以日商持續將製程外包、委外，以降低成本的風險，這使得在非工業土地的工業生產行為持續產生誘因，這正是今天違章工廠林立的歷史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