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電子毒害，國際動起來！ 記維也納「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毒化物國際工作坊」及NGO會議

楊宗興攝。

3月下旬，我代表地球公民基金會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電器及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毒害物質國際工作坊」(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azardous Substances within the Life Cycl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並參與了由「國際消滅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網絡」IPEN (International POPs Elimination Network)與「國際責任科技運動網絡」ICRT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Responsible Technology) 召開的非政府組織(NGO) 會議。以下，與讀者們分享此行的觀察與心得。

自1970年代中期美國加州矽谷發現首宗半導體勞工化學暴露案例、1980年代初期矽谷爆發快捷半導體地下水污染事件，到2002年，巴賽爾行動網等團體揭露電子廢棄物跨國運轉、污染窮國；電子業從製造到廢棄所帶來的環境與健康惡果，在製造國美國、蘇格蘭、台灣、日本、韓國、中國等，以及廢棄物接受國一一浮現。

在追求更小、更快、更便宜的資本運作法則下，全球電子業不斷在產品上推陳出新，擴大生產、刺激消費，製造了全球成長最快速的電子廢棄物；「生產先行、風險再議」的競爭法則下，製程混和數百、上千種化學物質的電子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廢棄過程，毒化物的運用氾濫失控。

在矽谷黑暗面首度遭揭露的三十年後，聯合國這場維也納工作坊，終於跨出歷史的一大步，正視長期以來，各國勞工與環保團體的倡議：以預防原則、延伸生產者責任原則、環境與勞動正義等原則，解決科技電子資本不斷擴張，對勞工及社區居民造成的環境與健康危害的事實。

另一方面，這場工作坊之所以舉辦，是聯合國執行近年國際間要求完善化學毒物管理的共識。2006年，140個國家在「國際化學品管理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emicals Management, ICCM) 簽署共同宣言「國際化學品管理策略方針」SAICM (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Management)。SAICM的目的在於建立全球性的策略與政策架構，以期在2020年達到完善管理有毒化學品及廢棄物的目的。2009年的第二次國際化學品管理會議中，秘魯與非洲53國，提名電器及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毒害物質為新興政策性議題，進而促成聯合國在SICAM這份宣言的架構下，舉辦這次的國際工作坊。

推動化學毒物管理  緊追產品生命週期

來自全球各地關心電子毒害的朋友齊聚一堂，要求跨國資本負起責任。 秋花妹提供。

超過一百名與會人士，三天密集分組與討論，針對電子產品生命週期的上中下游提出建言，並進一步歸納出十三項關鍵訊息，包括從設計端消滅化學毒物、逐步淘汰目前使用的有害物質、提高資訊流通與透明度、確保工人、社區與消費者得到同等的保護、預防有害電子廢棄物從已開發國家出口到發展中國家等等。

就上游的建言而言，包括：追蹤揭露產品中的化學物質、發展受關注化學品清單、鑑定與執行替代品策略、執行綠色採購政策等。儘管多數企業仍在觀望，與會的美國環保組織「清潔生產行動」Mark Rossi向業者喊話：「消費者將需要更綠的設計，而較聰明的公司也將聽得見！」

如何管理電子業中游（生產製造），也在這場國際工作坊中引起熱烈討論。韓國勞動安全與健康研究所代表，Kong Jeong-Ok 醫師在大會報告，她以全球電子業勞工及三星半導體員工爆發癌症群聚現象為例，陳述電子業員工在工作場所長期系統性地暴露於生殖毒性、免疫系統毒性及神經系統毒性，導致員工流產、產下畸形兒及出現癌症群聚現象，強調釐清電子業製程的毒害物質，進而取代、移除有毒化學品的急迫性。本次工作坊就中游提出的建言包括：消滅有毒化學物質及改善製程設計以預防污染、確保外包商保護工人及社區居民的健康、建立「污染物釋放與移轉註冊」制度(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s, PRTR )、強化健康監測等。矽谷毒物聯盟創辦人、國際責任科技運動網絡召集人Ted Smith 歸納：「這些建言是要求大企業及他們的外包商，展開全新的、確實實踐預防及預警原則的製造範例」。

針對下游（電子廢棄物管控）的建言則包括：預防電子廢棄物從已開發國家出口到窮國、建立關稅、保護非正式經濟部門、生產者負有回收產品的責任等。

本次工作坊提出的13點關鍵訊息及對電子產品生命週期的建言，已／將被帶到SAICM 的區域會議進行討論與修正，之後將交付2011年SAICM的工作會議，以及2012年的第三次國際化學管理會議審議，以形成國際間管理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毒害物的具體策略方針。 

本文作者於會中留影。

在地行動 全球治理
深究起來，這次上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NGO、學者專家、政府及企業代表之所以能在三天密集會議後即產出共識，與與會NGO的努力高度相關。這些行動者先後在1970年代後期、199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初期，投入關注電子業勞工健康或環境污染的運動。其中，國際消滅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網絡IPEN的組織者 Joe DiGangi 是引領大家進入這場國際會議的關鍵角色，而Ted Smith則是首度將成立近十年的國際責任科技運動網絡帶到聯合國的人。從行前頻繁地透過電郵交換意見，到召開會前會，草擬建言以供分組討論，這群行動者，多是第一次踏入聯合國這個陌生的政治舞台，卻難得地透過這次的操兵，將過去各自在國內長期倡議運動目標，成功地轉換為國際環境治理的政治語言。

儘管這群樸素的行動者，對於著套裝、穿西裝打領帶，通過聯合國層層安檢、進入國際權力運作核心，感到不自在，但大家都同意，在電子資本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環境與勞工運動也必須透過全球性的組織串連，將在地運動與倡議轉化為國際環境規範，透過公民倡議與參與以影響國際間對電子毒害的政策方針。此次維也納會議的成功經驗，鼓舞了NGO行動者，但大家也清楚，在電子產品製造與消費大國如美國的消極抵制，以及工業界多數仍將頑強抵抗的情勢下，如何保有這次會議的運動成果，順利將這些建言轉換為聯合國的政策性方針，仍有待持續努力。

面對跨國資本  在地與國際行動應互相培力
就台灣而言，這個島國在過去三十年成功地整合進全球電子業的國際分工，成為電子產品的生產與製造大國，台灣的政府與業者，不能對國際的管制趨勢視而不見。另一方面，台灣自1990年代後期興起的反科技電子污染與擴張的運動，挑戰重重。從反對竹科污染、中科三、四期擴張、宵裡溪污染，到捍衛農漁民的土地與環境正義，在地環境行動面對的是以法令、科學及形式民主為擋箭牌的政府，以及看似愈來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跨國電子資本。如何讓在地與國際環境行動互相培力，消滅化學毒物、促成電子資本負責任地生產，是未來運動無法迴避的課題。（特別感謝新埔愛鄉協進會陳金進先生贊助本次地球公民參與會議的費用。）